新婚姻法发布实施之后，确实有一些人家，被要求清理分家。
但事实上，那些妾室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扛，把她们从家里拉出来，就必须要解决她们的生活问题。
而新政府的能力有限，仅有的一点资源也要用...
张昉站在酒店门口，目送三辆黄包车消失在街角，才慢悠悠地从长衫内袋摸出一包烟——是英美烟草公司新出的“大前门”，锡纸裹得严实，火漆封口还带着点微潮的凉意。他没急着点，只用拇指反复摩挲着那道凸起的封线，仿佛在掂量某种未拆封的伏笔。
风忽然转了向，卷起几片梧桐叶，在他脚边打着旋儿。他低头看了眼表，七点零三分。离乔老板新店开门还有将近九个小时。他原想回趟番禺路，可刚抬脚，又顿住——隔壁那栋小洋房里，昨夜那些人散去时脚步极轻，却有两人刻意绕到后巷，在墙根下蹲了足足三分钟。不是抽烟，也不是解手，是听。
听墙那边有没有动静。
张昉唇角微扬，把烟揣回去，转身跨上自行车，车铃“叮”一声脆响，惊飞了屋檐下两只麻雀。他没往西，也没往北，而是拐进一条窄得仅容一辆车过的弄堂，青砖墙缝里钻出野蔷薇，枝条垂下来扫过车把，带下几点露水。
弄堂尽头是一扇黑漆剥落的木门，门环锈迹斑斑，门楣上悬着块歪斜的木匾，字迹模糊，依稀可辨“同德药铺”四字。张昉推门进去，门轴发出悠长干涩的呻吟，像一截老骨头在暗处翻身。
柜台后没人。但药柜最底层右边第三格，抽屉半开着，露出一角蓝布包。他走过去，伸手一按抽屉侧沿——“咔哒”一声轻响，抽屉底板弹开，下面竟嵌着个铜制转盘，盘面刻着十二生肖，指针正停在“鼠”位。
他顺时针拨动三格，“牛”、“虎”、“兔”。转盘底下传来细微的齿轮咬合声，紧接着，整面药柜无声滑开半尺，露出后面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暗门。门内是向下延伸的石阶，壁上嵌着几盏煤油灯，灯芯被剪得极短，幽幽燃着豆大的火苗。
张昉没点灯，只将耳朵贴在石阶扶手上听了三秒。下方三十步外，有均匀的呼吸声，略沉，略缓，每吸气末尾都带一点不易察觉的滞涩——是常年吸食鸦片者才有的肺音。
他这才取下墙上挂着的油纸灯笼，掀开罩子，借着火苗点燃灯芯，提灯下行。
石阶尽头是个不足二十平米的地下室，四壁糊着厚棉纸，地上铺着褪色的波斯地毯，中央摆一张紫檀矮几，几上放着一只青花瓷碗，碗里盛着半碗清水，水面上浮着三枚铜钱，呈品字形静止不动。
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背对他坐在蒲团上，身形瘦削，脊背却挺得笔直，像一把收在鞘里的薄刃。他面前摊着一张泛黄的轮船图纸，正是“海伦娜号”的甲板结构图，上面密密麻麻标着红点与箭头，有些地方还用铅笔细细批注：“左舷二等舱B-17至B-23，通风管道直径18cm，可容一人匍匐；锅炉房与货舱间夹层高65cm，宽42cm，需缩骨功底……”
张昉的脚步声很轻，可那人已开口，声音沙哑如砂纸磨铁：“你踩空了第七级台阶，左脚比右脚多停了半拍。”
张昉笑了：“果然瞒不过先生耳朵。”
男人没回头，只将图纸翻过一页，指着一处标注为“救生艇甲板”的区域：“这里，昨晚他们说了十七种办法，全是错的。”
“哦？”
“因为所有人都以为，要混进去，就得藏。可‘海伦娜号’撤离的是洋人，不是逃犯。”男人终于侧过脸，右颊有一道蜈蚣状旧疤，从耳根蜿蜒至下颌，“洋人登船前，要经三道检查：海关、军警、领事馆特派员。但下船呢？下船只有一道关——跳上救生艇，划离码头三百米，就算安全。”
张昉提灯走近，灯光映亮男人眼睛——瞳仁极黑，黑得不见底，却异常清亮，像两粒浸在冰水里的墨玉。
“所以？”张昉问。
“所以，我们不混进去。”男人用指甲轻轻叩击图纸上“救生艇甲板”四个字，“我们混出来。”
张昉一怔，随即低笑出声：“妙啊……他们费尽心思想怎么上船，您倒琢磨怎么下船。”
“不是下船，”男人纠正，“是‘被送下来’。”
他伸手蘸了碗中清水，在矮几上画了个圈：“船上有一百三十七名洋人，随行仆役、翻译、保镖共六十四人。这些人里，有十三个，是沪东区委刚派去的工会代表，名义上协助疏散，实则监督资产清点——包括洋人随身携带的现钞、金条、珠宝。工会代表有权当场登记、封存、押运。”
张昉眼中精光一闪：“您是说……假扮工会代表？”
“不。”男人摇头，“工会代表穿蓝布工装，戴红袖章，胸前别搪瓷徽章，徽章背面刻编号。但凡假扮，三分钟内必露馅。”
他顿了顿，指尖抹去水痕，又画一条斜线，切开那个圆：“真正能混上船的，是抬担架的人。”
张昉呼吸微滞。
“昨天下午三点十七分，‘海伦娜号’驻沪代理在虹口医院订了六副担架，二十四名护工，专程运送两名突发急症的英国商人——一位患急性阑尾炎，一位疑似霍乱感染。消息已由《申报》快讯刊出，今早所有报纸都会转载。”男人从袖中取出一份叠得整齐的《新闻报》草样，翻开第三版，赫然印着一则加粗标题：《英商病重，海伦娜号特许担架登船》。
张昉盯着那行字，良久，忽然问：“那两位病人，现在在哪？”
男人抬眼看他，目光如针：“在你昨天送来的那箱‘同仁堂安宫牛黄丸’里。”
张昉一愣，随即拊掌大笑：“好！好！好！原来那箱药，是您塞给我的‘饵’！”
“饵？”男人终于站起身，缓缓踱至墙边，从一排药瓶中抽出一支褐色玻璃瓶，拔开软木塞，倒出两粒褐红色药丸，置于掌心，“这不是饵。这是真药。真能治阑尾炎，也能压霍乱。只是剂量……得看谁吃。”
他摊开手掌，药丸在昏黄灯下泛着蜡质光泽：“病人会真病，真疼，真吐，真发热。但只要服下这药，十二小时内症状全消，连医生都查不出破绽。而抬担架的护工……”他忽然将药丸捏碎，褐色粉末簌簌落入青花碗中，清水瞬间染成浑浊的赭色，“他们不知道自己抬的是活人，还是死人。更不知道，担架底下，焊着两块三寸厚的铅板——压得住人，也压得住箱子。”
张昉俯身细看那碗水。三枚铜钱依旧静浮水面，可仔细瞧，其中一枚边缘微微翘起，仿佛正欲挣脱水面张力。
“铅板底下，是空的？”他问。
男人点头：“三层夹板，中间真空。尺寸正好卡住两只樟木箱，箱内衬锡箔，防潮防磁。箱锁是特制的蝴蝶榫，不用钥匙，只消拇指按压特定位置，咔嗒一声，便开。”
张昉直起身，忽觉颈后一凉——不知何时，窗外天光已透进地下室，斜斜切过他肩头，像一道无声的刀锋。
“您早知道我会来。”他说。
“不。”男人将空药瓶放回原处，动作轻得像怕惊扰灰尘，“我知道你会听。昨夜隔壁开会，你放大器的电流声，漏了三次。第一次在讲‘挖墙’，第二次在讲‘迷药’，第三次……在老贼头说‘我要留下来钓鱼’的时候。”
张昉笑容微凝。
男人却已转身走向暗门：“你若不来，我明日便去嘉兴酒店寻你。你若来了，咱们就省了彼此试探的工夫。”他停在石阶下，回眸一笑，疤痕在灯下扭曲如活物，“对了，我姓沈，沈砚秋。从前在北平协和当过药剂师，后来……”他抬手，用指甲刮了刮那道疤，“后来给人刮掉了一块皮。”
张昉深深看他一眼，忽道：“沈先生，您既然能算准我来，可算准了另一件事？”
“哪件？”
“老贼头昨夜说，他消息来自一个‘高手’。他以为那高手在暗处算计他。可他不知道，那高手此刻正站在这地下室内，手里端着一碗掺了药粉的水，而他自己，正替那高手把整个荣门七子，一网打尽。”
沈砚秋怔住。片刻，他仰头大笑，笑声震得壁上煤油灯焰剧烈摇晃，光影在两人脸上疯狂跳跃，如同无数鬼魅在皮肉上奔窜。
笑罢，他抹去眼角笑出的泪，从怀里掏出一枚黄铜怀表，啪地打开表盖：“九点四十七分。再过十三分钟，第一辆担架车将驶入虹口码头。车上十六名护工，八人穿灰布褂，八人着靛蓝裤——灰布褂的，是我信得过的人；靛蓝裤的……”他合上表盖，金属轻响如断刃归鞘，“是你的人。”
张昉一怔：“我的人？”
“徐少言、宋英华、秦婉儿。”沈砚秋淡淡道，“三个年轻人，手脚利落，眼神干净，最要紧的是——他们不认得荣门七子中的任何一人。昨夜老贼头派去盯梢番禺路的两个徒弟，一个叫‘阿癞’，一个叫‘疤瘌’，此刻正在对面茶楼二楼雅座，用望远镜数你们洋行门口停了几辆车。”
张昉猛地想起什么，脸色骤变：“秦婉儿他们坐的是黄包车！”
“对。”沈砚秋点头，“黄包车夫，是我雇的。车辕底下，钉着三枚铜钉。其中一枚，正对着阿癞的望远镜焦距。”
张昉额角渗出细汗：“您怎么知道他们今天要去？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沈砚秋平静道，“但我赌，一个不愿出席开业典礼的货郎，一定会在当天清晨，去观察竞争对手的新店。而观察的最好方式，就是跟着熟人一起过去——既省力气，又掩人耳目。”
张昉久久无言。他忽然发现，自己以为的棋局，不过是别人棋盘上一枚被预先设定好落点的棋子。
沈砚秋已踏上石阶，身影融入上方光晕：“记住，担架抬上甲板后，护工会被安排在救生艇甲板待命。那里有三十七个通风口，十七个消防栓箱，九处工具柜。铅板下的樟木箱，会在混乱中转移到其中某个角落。而你的任务……”他脚步微顿，声音沉入阴影，“是确保，当老贼头他们摸上甲板时，第一个撞见的，不是箱子，而是——徐少言他们手里的照相机。”
张昉瞳孔骤缩：“照相机？”
“徕卡II型，德国货。”沈砚秋的声音已飘至暗门处，“快门声不大，但足够让七个老贼，瞬间明白什么叫‘人在明处，枪在暗处’。”
话音落，石阶上传来轻微的机括声，暗门缓缓闭合。张昉提灯立于原地，灯焰在他眼中明明灭灭。他忽然抬手，将那包“大前门”烟掏出来，撕开封口，抖出一支，叼在唇间，却并不点火。
烟丝干燥微香，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苦杏仁气息。
他慢慢咀嚼着那味道，忽然抬脚，一脚踹在矮几腿上。几案倾覆，青花碗摔得粉碎，浑浊的赭色水泼洒一地，三枚铜钱叮当滚落，其中一枚被溅起的水珠托着，竟又浮了起来，在残水中微微旋转。
张昉俯身，拾起那枚铜钱。钱面“乾隆通宝”四字已被磨得模糊，背面却清晰印着一个小小的“沈”字篆印。
他将铜钱攥紧，指节发白，指甲深深陷进掌心。窗外，弄堂深处传来一声悠长的卖花声，甜糯的吴侬软语里，夹着几不可闻的电流杂音——那是隔壁小洋房里，老贼头刚接通的电话。
张昉松开手，铜钱悄然滑入袖袋。他吹熄灯笼，转身踏上石阶，每一步都踏得极稳，极轻，仿佛脚下不是砖石，而是绷紧的弓弦。
当他推开药铺木门时，晨光正刺破云层，将整条弄堂染成金红。一只白鸽掠过屋脊，翅膀扇动间，抖落几片细小的、闪着金属光泽的鳞片，在阳光下倏忽一闪，便消逝于青空。
张昉骑上自行车，车轮碾过青石板，发出清越回响。他没回番禺路，也没去闸北，而是拐上南京路，径直驶向上海总商会大楼。
门前岗哨拦下他，他笑着递上一张烫金名片——正面印着“张昉”，背面却只有一行小字：“代收旧书、古籍、善本，高价求购民国元年至十年间出版之《申报》合订本，尤重1927年4月、1932年1月、1937年8月三期。”
哨兵狐疑地翻看，张昉已摘下眼镜，用袖口慢条斯理擦拭镜片，镜片后的眼睛，冷得像淬过寒泉的钢。
他擦得很仔细，仿佛要擦去所有倒影，所有痕迹，所有尚未落笔的伏笔。
风起了。卷着梧桐叶与尘土，扑向南京路上每一扇紧闭的窗。